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回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形成的過程，不難發現，習近平總書記一直把中華民族歷史觀作為這一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2012年，他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2019年，他用“四個共同”闡明中華民族歷史觀的核心內涵，即“各民族共同開拓遼闊疆域，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造燦爛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精神”；2021年，他第一次提出了“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歷史觀正確與否，關系人心聚散、國家興亡、民族盛衰。“中華民族歷史觀”的提出，將中華民族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這是不同于傳統的“中國民族史”的一種全新的“大歷史觀”。

　　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對于中華民族歷史的書寫缺乏“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觀視角。一方面，中國歷史書寫體系總把民族史單列一類，從司馬遷寫《史記》開始，“二十五史”基本上采取了以“列傳”的體例將民族史寫入中國史的傳統。這種傳統影響了現當代中國民族史的建構，即將民族史作為中國史的一個專門史來書寫。在以王朝線索作為歷史書寫脈絡時，形成了一種潛在的“化內-化外”的敘事結構，其實質是“華-夷”意識的不斷彌合和變奏，到今天演變為一種“邊疆-中原”“漢族-少數民族”的結構意識。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民族學和民族史學以“一族一史”的書寫方式完成了55個少數民族的歷史編纂。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為了更好地實現“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的目標，為少數民族編寫簡史成為當時學界的重要任務，分族別寫史的少數民族史書寫思路成為民族史的主流。這種“分族寫史”的書寫方式基本完成了“中國民族史”的書寫任務，但還沒有完成“中華民族歷史”的書寫任務。

　　近100多年來，西方從未停止從歷史觀著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20世紀初中華民族面臨著嚴重的歷史和文化危機，西方史學界一直在討論“什么是中國”“誰是中國人”這兩個問題。一些西方學者提出的“中國人種西來說”甚囂塵上，背后的隱喻是對中國人種、中華文化乃至中國政體的歷史合法性的質疑。100多年過去了，西方對中國的意識形態爭奪從未改變，甚至愈演愈烈。西方學界依然在努力從歷史上分化瓦解中華民族的根基，近些年來更是將日本學界近代別有用心炮制的“征服王朝論”進一步擴展和深化，又出現了“內亞史觀”“新清史觀”等學術思潮，其背后的隱喻是否定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否定中國歷史的連續性。

　　習近平總書記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發展脈絡，提出“必須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及時而必要，具有歷史前瞻性和重大戰略意義。面對當前西方史學理論中對沖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合法性的雜音，我們必須要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領域風險挑戰的深層次問題。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

　　要樹立“大歷史觀”，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就是要求我們把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就是要準確認識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歷史脈絡，準確認識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準確認識中華文明取得的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我們需要在三個方面下功夫：

　　第一，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研究。堅持以“四個共同”的正確中華民族歷史觀加強中華民族歷史研究，形成完整的史料體系、話語體系。重點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研究，并將業已完成的“中國民族史”的民族史學體系，逐漸轉變為“中華民族史”的書寫。

　　第二，在大眾公共文化生活中保證正確中華民族歷史觀的知識占有率。通過各類大眾媒體、博物館資源、文藝匯演等文化形式加強社會宣傳教育，打造一批具有中華文化底蘊、充分汲取各民族文化營養、融合現代文明的文化資源和作品，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文化形象。

　　第三，強化意識形態陣地意識。正確區分政治原則、思想認識、學術觀點，積極穩妥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識形態問題，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引導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演變進程中尋根，讓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中華兒女大團結的“歷史之根”，讓廣大的中華兒女根有所依、情有所共。